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MBTI已经过时，SBTI来了。”点开名为“SBTI”的自制人格测试首页，一行加粗的黑色大字立刻映入眼帘。这套看似一本正经的测试包含31道题目，花上三五分钟即可完成，最终输出的却是“废物”“狗屎人”“送钱者”这类带有“嘲讽”风格的人格标签。这套测试全称为“Silly Big Personality Test”，2026年4月B站UP主“Q肉儿串儿”发布后，一夜之间刷屏，掀起了一场现象级的网络狂欢。
在整活浪潮的背后，或许还潜藏着一场对既有秩序的隐性反抗。长久以来，以MBTI为代表的人格测试渐渐成为了现代企业流水线上的“人才分拣机”，并针对缺少议价权的择业者们构筑起了职场准入的隐形门槛。面对无所不在的社会规训，身处另一端的人们则无意中捧火了一套同样标签化却充满戏谑的体系，以荒诞的选项与结果夺回自我定义的权力。
纵观此次事件，年轻一代为何如此热衷于在五花八门的测试中反复确认自身的生存坐标？而当SBTI以无厘头的解构之姿向MBTI的筛选逻辑发起挑战时，它又是否真的撕开了严丝合缝的结构与秩序？
01 SBTI热潮从何而来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家巴里・韦尔曼（Barry Wellman）在多伦多东约克社区反复走访后发现，不断加深的城市化进程并未让人们陷入孤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邻里，而是形成了更为分散的个人网络。随着互联网与手机进一步融于日常生活，这种崭新的链接形态又被新技术稳固下来。韦尔曼对此总结：现代社会正从“群体对个人的包裹”转向“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连接”，而互联网的兴起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并最终促成“网络化个人主义”。
当人际联结从固定的群体转向分散的个人网络，传统熟人社会的相处逻辑也随之消散。在过去，人们能够依靠长期相处了解彼此，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陌生人社交成为常态，于是，星座与MBTI顺势成为这一阶段里人们实现身份解码、快速建立联结的替代品。此外，点燃热潮的也并非只有社交需求，对于那些处境更为原子化却依然面对着结构性压力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借助一套外部的符号体系，为自身状态寻找解释，于是，这类自我认知话语同时成为了一种可被用来锚定自我的自保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SBTI的走红并不意外。起初，事件本身更像是一场针对MBTI的跟风调侃。仔细打量这份问卷，其实经不起专业推敲：问题总在正经与荒诞之间来回切换，比如“萌萌的小女孩递给你棒棒糖你会怎么想”“便秘坐在马桶上30分钟，接下来怎么办”“网友约你线下面基你去不去”。当我们刷完这些脱离心理学框架的题目，所得到的标签也大多是充满隐喻色彩的互联网黑话，比如“废物”“狗屎人”“送钱者”“僧人”，从头到尾带着对传统人格测试的戏谑和解构。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原本的戏谑共鸣中也渐渐多了些许严肃的成分。不少人表示，自己或多或少被测试结果戳中了某种真实心境，譬如说，“废物”对应着内卷环境里的无力与倦怠，“送钱者”藏着付出型人格的委屈与不甘，“僧人”则映射出年轻人不随波逐流的清醒与自持。这些标签以一种锐利却直白的方式捕捉到了部分时代情绪，让看似玩闹的测试有了触发真诚共鸣的底子。
这种共鸣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心理学当中的巴纳姆效应——人们很容易相信，一种笼统、普适性的人格描述词，能够准确贴合自己的特质；即便这类描述内容空泛，人们往往也会主动生出“这说的就是我”的强烈认同感。此时，无论是“内耗”“摆烂”，还是“真诚”“清醒”，这些看似随意的SBTI签语足以充当容纳人们心理投射的叙事装置。从这一角度讲，它尽管说不上有多严谨，却依旧在网上获得了广泛认同。
在另一方面，SBTI的流行也为互联网时代里想要“被看见”的年轻人，提供了一套更为时髦的自我表达方式。 特丽萨·森福特 (Theresa Senft)曾提出“微名人”（Micro-celebrity）概念，这一概念与传统语境里的“名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当下，微名人不只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流于日常的自我实践，且与此刻“自我品牌化”、战略性自我呈现的流行趋势高度契合。在这一潮流中，人们可以把朋友圈当成个人舞台，并通过各种方式打造起容易被他人快速接纳的外部形象。
就此而言，SBTI的出现恰到好处地为这样一种微型朋友圈实践搭建起了新舞台。原版SBTI虽只有31道题，却给出了27种人格类型，且囊括了两个游戏彩蛋式的稀有隐藏人格——DRUNK（酒鬼）和系统兜底的HHHH（傻乐者）。这种高度细分的设置，制造出了一种人格的稀缺感，让SBTI人格在短时间内成了实用的社交货币——既能用来找同类，也能用来彰显不同。当黑话变成了时髦的嘴替，一场以私域传播为主导的互联网狂欢便在所难免。
不过，既然我们已拥有了如同版本答案般“简单好用”的MBTI，为什么还这样热衷于接受一款更不严谨的新测试呢？就此而言，这场席卷全网的人格测试狂欢，似乎并未止于一场集体式跟风玩梗。重新回望MBTI。这款曾经旨在帮助人们探索内心的心理学工具，似乎已随着历史的演进一步步褪去了温情，异化为现代职场与资本手中的筛选机器和规训枷锁。这样看来，SBTI热潮，也就带上了一层反叛现实的意味。
02 一场符号围猎里的自我突围
2007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埃姆雷步入贝恩咨询公司担任顾问一职。和所有新入职的员工一样，她被要求优先完成的任务之一，便是接受一套MBTI测试。刚拿到题目时，她对这些问题充满了新鲜感，可当埃姆雷后来回想这一经历时，后知后觉这些问题的简单与粗暴。入职贝恩后，埃姆雷始终对这份工作抱有强烈的疏离感，六个月后，她毅然辞职，转而继续攻读英语文学博士。
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学者的埃姆雷，重新回望了这段短暂的职场经历，并在2018年出版了相关著作《人格经纪人》。在这本书里，埃姆雷尝试剥去MBTI等人格测试的“科学”外衣，梳理其如何与资本深度共谋。她指出，这类测试从诞生开始，便并不仅仅旨在帮助人们认知自我。这些心理测试同样适配现代企业的精细化管理，并最终成为服务于资本与管理方的工具。
在书里，埃姆雷写下了当年做题时的感受：“如果我继续回答，我就会相信这个影子自我的存在。我甚至会相信她就是我。”她发现，企业对MBTI的滥用，于叙事层面形成了一种隐秘的效果：它把资本的需求，巧妙包装成了员工的自我实现路径。这套叙事逻辑通过鼓励人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事”，变相驱动人们更投入地工作，最终完成对个体心理生活的隐性渗透。此类操控并不需要强硬的手段，却能让个体主动认同自身的“适配性”，心甘情愿地接受规训。
在隐秘的心理引导之外，“MBTI们”还为雇主提供了一条更为直接的员工筛选路径。2025年7月，一家公司被曝光在招聘运营岗位时，将包含550道题的性格测试设为简历投递前的强制环节，不完成测试就无法进入后续的面试流程。由于“E型人跳槽几率高”，该公司HR明确告知求职者，“只招ISTJ人格，外向的E型人不予考虑”。而在另一些企业中，投递者哪怕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却依然避不开人格筛选门槛。2024年，曾有多名应届毕业生反馈，自己明明通过了互联网公司的笔试和多轮专业面试，却由于MBTI测试结果不符合企业设定的“人才模型”被拒录。在这一切背后，性格测试结果正逐渐成为录用流程的一票否决项。
对此，有一种辩护声称，求职者但凡足够务实，其实可以轻易选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选项，然而，现实往往没有这么简单。数据科学家凯西·奥尼尔（Cathy O’Neil）在《算法霸权》一书中提到，当下很多招聘用的测试，会刻意设置大量两难选项，从而让求职者陷入“怎么做都不对”的无力感。书中有这样的例子：麦当劳曾要求求职者从两段描述中选出最贴合自己的一项，其中一个选项是“要处理的问题太多时，很难保持心情愉悦”，另一选项则是“有时候，我需要有人推一把才会开始工作”。面对类似的选项，求职者要么承认自己的情绪不稳定，要么承认自己工作缺乏主动性。
中信出版社 2018-09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人选择接纳SBTI，似乎也夹杂着对单向筛选逻辑与人格定义权的抵抗。这种抵抗并不以激烈宣言的形式体现，而是不动声色地潜藏在戏谑与模仿之中。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所言：“亚文化代表着对霸权的挑战，并非由其直接正面宣示。恰恰相反，这种挑战往往以风格为载体，以迂回的方式完成表达。异议被悄然提出，矛盾被鲜活展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表象那看似极致浅表、实则意蕴深厚的维度之上——换言之，发生在符号的层面。”赫伯迪格进一步断言，亚文化的风格嬗变逆“常规”而动，最终将直接挑战社会团结与凝聚的既定准则，并瓦解所谓共识的神话。
赫伯迪格笔下的亚文化特质，在SBTI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从测试名称、人格标识，到题目风格、描述语的语气，“SBTI们”乍看起来似乎是MBTI的忠实后继。它们表演出了高度的相似性，却又屡屡在关键环节故意抛出“吗喽”“伪人”等粗粝又荒诞的破绽，给大众留下了解构与狂欢的广阔空间。人们也由此化身玩家，在这场玩梗式的参与里，暂时拿回定义自我的权力。
当然，一切都是暂时的，而狂欢也终将落幕。当人们厌倦了无厘头式的荒诞，“SBTI们”的必然迎来淡出的结局。就此而言，形形色色的人格测试果真能打破MBTI的神话吗？
或许，松动MBTI神话本身便充满了意义。我们总在拒绝被定义，却又一次次陷入新的标签迷局。那一次次“今日方知我是我”的震颤，往往并不寄身于某个笃定的目的地里，而是不懈寻找的过程当中。